来源：北京法院网 作者：陈振祥 2021-03-05

  现在说打官司就是打证据，书面证据更是成为证据之王。没有证据就可能寸步难行，告状无门。但是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，古人却巧妙的处理了许多疑难案件，有的虽然不够科学合理。但是有的却给后人留下了很多有益的启示。

  实行有罪推定

  中国古代断案也讲证据，证据包括口供、书证、物证、证人证言、检验结论、勘验笔录等。到了宋代，取证的检验和勘验已经被相当重视，法医学也开始成形，宋慈的 《洗冤录》、《折狱龟鉴》等法医学名著和案例汇编都相继问世。不过，总的说来，当时科技落后，真正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证据是比较少的，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那时候那么重视口供。一般情况下，只要有被告口供 （招认），即使没有其他可以印证的证据，就可以定罪结案。

  古代断案，实行纠问制，而且是有罪推定。古代重大刑事案件的侦破，都有严格的期限，限期之内不能破案，官员要受处分。所以，尽快破案，尽快审结，是州县官的动机。因为是有罪推定，一个人只要在案件中成为嫌疑人，就首先推定你是有罪的，除非你自己证明清白，不然，就是罪犯。这种有罪推定对嫌疑人自然极为不利。尤其严重的是，审理案子的法官，很多情况下案子就是自己负责侦破的，为了证明自己办理的案件的正确性，他自然倾向于有罪推定，赶快结案。纠问制与有罪推定加起来，大老爷在大堂上严厉诘问，大堂下皂隶衙役狐假虎威，板子伺候，这样办结的案子，冤案一定不少。打板子总数有限制，因为实行有罪推定，又由于可以仅凭口供定罪，因此，古代断案中刑讯逼供是最常见的手段。在唐宋时期，刑讯逼供受一定的限制，不得滥用。比如唐朝规定，对囚犯的拷打讯问，不得超过三次；打板子的总数，也不得超过200大板；如果打200大板仍然不能得到口供，就只好取保暂放。如果罪犯是怀孕的女犯，则必须等到分娩一百天之后，才能打板子拷问。当然，一般来说，能够挨得住200大板的人，基本上没有。一般的人，几十大板，足以要命。所以，刑讯逼供，打死囚犯，也是难免的；打不死的，受不过痛苦，也没有不招认的；但招了的，却也难保不是因为受苦不过，胡乱招供的。但唐朝规定说，如果拷打致死囚犯，则有关官吏要负刑事责任， “徒两年”。这样也能制约官员的滥用刑讯。不过，经验老到的衙役皂隶对于打板子也有丰富的经验，对怎样的情况能打死，怎样的情况能打出外伤，怎样的情况只有内伤没有一点外伤痕迹，都是非常精通的。他们完全可以利用这种经验，既刑讯逼供录取口供，又不致伤人致死。

  刑讯逼供合法化

  明朝时期，刑讯逼供被合法化了。对于死刑犯、抢劫犯等重型罪犯，明朝的法律规定，必须 “严刑拷讯”，其余的则可以 “只用鞭扑常刑”。因为刑讯逼供合法化，官长审案，不必再多方搜求证据、分析案情，而是拉到衙门一顿严刑拷打、录下口供，就万事大吉。因此，明朝的官府，常常打得犯人 “血肉溃烂，婉转求死不得”，至于是不是冤案，只有青天知道。尤其明朝的特务审判机关，更是使用械、镣、夹棍，凶恶之极。正是由于在专制主义的司法制度中，有罪推定、只重口供、刑讯逼供十分严重，古代官员 （尤其到了明清）断案，冤假错案盛行，司法公正难以保证，因此，民间才出现了那么多的对于断案如神、公正无私的包青天、况青天等的呼唤和渴望。在古代文学作品如小说、戏曲中，这类描写是汗牛充栋、数不胜数，这只能是在现实中得不到，到虚构中找补偿的幻想而已。

  运用犯罪心理学断案

  现代刑侦有专门的犯罪心理学，古代的官员们自然没学过，但运用得却相当熟练。比如下面的几个故事。宋朝的 《折狱龟鉴》就记载了许多这样的案子。其中有个 “摸钟辨盗”的故事。北宋陈襄任蒲城县令时，发生盗窃案，抓住几个嫌疑人，谁都不承认。陈襄说某寺里有座钟能辨别盗贼，没有偷东西的人摸它不会发出响声，而偷了东西的人摸它就会发出响声。陈襄亲自率县衙的官员对钟祈祷。祭祀完毕，用帷幕将钟遮好，暗中派人在钟上涂墨。过了很久，让疑犯们逐个去摸钟，摸完再把他们集中查验，只有一人手上没有墨，正是此人。与之相似，南宋刘宰作泰兴县令时，有一富户丢失了金钗，在场只有两个女仆，于是将她们送到官府，二人都喊冤枉。刘宰令两人各拿一根芦苇，说没偷金钗的明天芦苇还是这样子，偷金钗的明天芦苇将长长二寸。可想而知，第二天，偷金钗的那个人的芦苇被去掉二寸。清朝的杨文乾任曹州知州时，有五个人同住，其中一人丢失了金子，向官府控告其他四个人。杨文乾让他们坐在大堂上，看了很久，说：“吾已得盗金者，非盗者去。”一人马上站起要走，左右当即将他捉住，果然就是那个偷金的人。这就是犯罪心理学。

  焚尸验喉判断是否烧死

  《大宋提刑官》中，为判断尸体是被杀后焚尸，还是被烧死的，法医宋慈将尸体喉部切开，气管中没有烟灰则说明是被杀后焚尸；而气管中有烟灰和烧烫伤则说明是被火烧死的。这个方法是正确的。因为火灾时活人会吸入大量热空气、烟雾，造成呼吸道和肺部的损伤；而没有呼吸的死人则不会出现这种情况。另外，古代还有被烧死的人“腮部发红，面呈芙蓉色”的说法，这也是对的。如果人是被烧死的，由于火场里有大量的一氧化碳，吸入后，血红蛋白跟一氧化碳结合变成碳原血红蛋白，碳原血红蛋白颜色鲜红，所以从尸体上就能看到颜色很鲜红。若是死后焚尸就不会有这个现象。

  红伞验尸确定生前伤势

  红伞验尸的情景在很多影视剧中出现过。把一具尸骨洗净，按次序摆放到竹席之上。挖出一个地窖，里面堆放柴炭，将地窖四壁烧红，除去炭火，泼入好酒两升、酸醋五升，趁着地窖里升起热气，把尸骨抬放到地窖中，盖上草垫。大约一个时辰以后，取出尸骨，放在明亮处，迎着太阳撑开一把红油伞，进行尸骨的检验。如果骨断处有红色，说明是生前被打断的；骨断处没有红色，则是死后的损折。死者的死因也就明了了。这种做法是很科学的，在当时是非常高明的一种办法。基本原理是红油伞将红色之外的可见光全部挡走，长波的红外线就透过伞照在骨头上，如果骨头上面有伤，即骨头里的血管破裂出血，血液受红外线一照射就明显地显现出来，而在没有照射之前就看不大清楚。跟现代刑侦中侦测血迹的“荧光反应”原理很相似。

  银针试毒易造成冤假错案

  用银针试探尸体是不是中毒而死的，这在很多古典小说中是很常见的情节。事实上，这个方法直到民国时期还在沿用。银针碰到某种毒，确实会变黑。比如碰到砒霜，银就变黑。但是除了毒以外，银遇到其他一些物质也会变黑。因为凡是腐败的尸体都会产生硫化氢，硫化物与银化物相结合会生成呈现黑色的硫化银，所以银针呈黑色与死者是否为中毒身亡没有直接的关系。因此用银针判断是否是中毒，是不准确的，容易造成冤假错案。

  滴血认亲无科学依据

  提起亲子鉴定，很多人会想到古代小说上常常提到的滴血认亲：小孩的血跟大人的血如能够溶在一块，双方就是亲子血缘关系，否则就不是。其实这种方法没有任何科学依据。而在这种鉴定过程中，亲子关系的血液不一定能融合，而不是亲子关系的血液常常能融合。《大宋提刑官》中，宋慈找来玉娘亲生父亲的骸骨，以滴骨法检验。玉娘刺破手指，指血很快渗入骸骨中，确认玉娘与死者有血缘关系。这种“滴血认亲”的鉴定方式是没有科学依据的。无论是不是有血缘关系，如果血液滴在骨骼光滑坚硬的骨密质上，就不会渗入；如果滴在骨松质或被腐蚀的骨骼上，就可能被吸收进去。到目前为止，血缘关系的准确认定还只能通过DNA鉴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