日前，全国政协委员、北京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刘家成建议推广DNA数据库实现有效打拐：幼儿园入园、小学入学时，要求所有入园、入学儿童采集DNA信息，建立DNA档案，档案交由公安部门纳入DNA数据库统一保管。不建立DNA档案者不予办理入园入学手续。对拒绝建立DNA档案的家庭，所在幼儿园和小学要及时向公安机关报告，由公安机关调查情况，做出相应处理。

  消息一出，迅速引发巨大关注。DNA不会撒谎，DNA比对确实是侦破拐卖案件的重要手段。在很多具体的案件中，人们都看到了DNA比对于确认身份“一锤定音”的效果。从DNA的角度入手来防范拐卖，不失为一个有价值的思路。

  如果DNA档案像身份证一样普遍地建立起来，相信也可以对打拐起到相当的作用，被拐卖的儿童如果连入园入学都成问题，那么拐卖犯罪就有可能在早期被发现，司法力量可以尽早介入。从这个角度看，这个建议值得引发公众的讨论。

  当然，DNA档案的有效性，还只是一个理想化的设想。任何建议真到了落实层面，也一定会面临很多现实问题。

  比如很现实的一点，DNA属于特殊敏感信息，这类信息的广泛采集、保管，需要更缜密、周全的制度设计，否则若发生信息泄露恐怕影响会十分巨大。这种担心并非全无根据，得承认，隐私泄露已经是当前一个显著的社会问题，由此衍生出的犯罪行为并不罕见，围绕隐私泄露问题国家也接连出台了一系列规章制度。DNA信息的收集，当然也要首先直面隐私保护的难题。

  从更高的法理层面，该条建议的“惩罚措施”——不建立DNA档案者不予办理入园入学手续，也有可议之处。受教育权是宪法保障的基础权利，不可被随意剥夺，DNA档案是否具有这种效力？

  而一些特殊家庭，比如收养等情况，也有可能对DNA档案抱有一定抵触，他们或许不愿过早地透露孩子非亲生的事实。如果一旦拒绝，不仅不能入学，甚至要被当作“犯罪嫌疑人”遭受调查，那无论是司法还是社会成本，恐怕都太高了。

  这并非给这条建议泼冷水，打拐是全社会的共识，也值得我们持之以恒地努力。就在今天，公安部部署了全国公安机关开展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专项行动，类似的举措就十分必要。拐卖是个有一定历史欠账、在广阔面积上出现的复杂问题，未见得会有一劳永逸的方法，更需要社会持续不断地深挖、开刀。

  技术当然赋予了现代社会治理拐卖更有效的办法，社会也需要人们群策群力，共同为治理拐卖献计献策。因此，公众也不妨对这条建议充分讨论，也只有通过这个过程、凝聚了足够的共识，建议才会具有落地的可行性，或是提供有建设性的方向。

  （作者 易之，摘自“红星评论”）